📌 编辑 | 璇仔
编者按：
由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黄陵县人民政府和CBC建筑中心共同发起的“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大师工作营”，邀请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六位规划大师及其领衔的团队作为核心设计团队，通过共同驻地，对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进行实地调研、研讨，分别提出未来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理念及方案。
3月9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作为探班大师来到工作营现场，以《论黄帝陵的文化内涵》为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并接受了UED独家专访。
张茂泽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
论黄帝陵的文化内涵
*以下内容节选自张茂泽的演讲
黄帝被确认为中华民族始祖和中华民族共祖，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先是不说，后是正说；先是传说，后是正史描述。这个过程，从原始社会，到西汉时期，才最终完成。标志是司马迁著《史记》以《黄帝本纪》开篇。他还将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尧、舜四帝都描述为黄帝后代。而大禹传下来的夏人，契及其后裔商人，后稷及其后人周人，夏商周三代，都是黄帝的后裔。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多是黄帝的后裔，只有齐国是炎帝的后裔。于是，司马迁确认了黄帝的“赫赫始祖”地位。
司马迁还描述，西汉时期和汉帝国作战的北方匈奴，也是“夏后氏之苗裔”（《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即夏人的后代，依然认同黄帝先祖地位。后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16个地方政权。根据《北史》记载，北魏鲜卑拓跋氏，乃是黄帝子昌意的后代。建立诸燕国的鲜卑慕容氏，是“有熊氏之苗裔”，有熊氏即黄帝。前秦氐族姚氏，是“有虞氏（舜）之苗裔”，后秦羌族姚氏，则是“有扈（夏人）之苗裔”。这样，司马迁和后来的史家们，就确认了黄帝的中华民族共祖地位。
所以，近代以来，国人纷纷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如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开篇四幅图画，第一幅就是黄帝，称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毛主席在抗战期间也代表中国共产党作《祭黄帝陵》诗，有“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句。
▲《民报》创刊号上的黄帝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来，中华民族的始祖，从考古发掘看，其前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等等，从文献记载看，其前有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但黄帝被认为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中华文明起源有“满天星斗”说，表明中华民族祖先众多。但现在黄帝被确认为许多民族的共祖。为什么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可以说，黄帝被确认为中华民族始祖、共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
原来，《诗经》《尚书》皆不言黄帝，孔子、孟子、荀子也不说黄帝。提到黄帝的文献材料较少，更多的是传说，司马迁说“其言不雅驯”，就是说其言不一定合理，不大为人所认同、重视。那为什么司马迁还要立黄帝为篇首呢？他解释说，他曾经调查研究，走访了很多地方，西到崆峒，北到涿鹿，东至于海，南到江淮。所到之处，各地风俗不同，但都认同是黄帝的后裔。于是，他就将《黄帝本纪》作为篇首了。
司马迁没有说的是，黄帝被尊崇，起于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他们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西汉初年，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朝廷无为而治，发展生产，尤其是汉文帝，厉行节约，减免赋税，高达三十税一。但国家依然很快富裕起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属于黄老道家学者，司马迁同情黄老，既有家学渊源因素，也有国家政策实践效果的检验。
更为重要的是，黄帝被确认为华夏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始祖和共祖，其实也适应了汉帝国维护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黄老学无为而治，在实践中被理解为君主无为，臣下尤为。再具体落实为君主不管事，各地方诸侯国自治。汉景帝时尾大不掉，导致七国之乱。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势力，势所必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难以为国家统一提供强力经济支持。为此，只能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为国家统一寻求支撑。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地方推广郡县制等。思想文化上，则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有两汉经学，为统一帝国提供意识形态支持，有三纲五常为帝国提供道德支持。尊黄，即黄帝始祖、共祖地位的确立，也适应了这一政治需要。
我们中国人一直重视孝敬父母、祭祖等。从我们个人祭祀自己一家一姓的祖先，发展到整个中华民族公祭黄帝，是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古代的历史发展情况。
从国家主体角度说，各民族和华夏民族进一步融合，逐步形成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汉代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开始形成汉族。从精神家园建设角度说，从祖先崇拜，上升为民族国家共祖崇拜，既是祖先崇拜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从家庭上升为国家，主体范围扩大了），也适应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西汉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需要。这也符合儒家齐家治国的修养次序安排。在修养上，儒家主张以修身为本，而后推己及人，齐家而后才能治国，故黄帝作为民族共祖的意识，实际上是在人性修养基础上，家庭信仰发展为民族国家信仰，是人性修养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是黄帝的后裔，这种意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国人已经具有一种古代朴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在家庭作为主要生产生活单位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在尊祖孝亲的祖先崇拜环境下，这种黄帝意识经过长期酝酿、逐步充实和不断丰富，演变成为关于民族国家的共祖意识，成为维护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根相生，血脉相连。理当携起手来，亲善互助，兄弟同心，患难与共。对现在遍布全球的炎黄子孙来说，这种黄帝意识是一种客观历史存在，无须否认，也不容否认。
一家一姓的祖先崇拜，在精神家园建设上的发展方向有几个：一是制度上，发展为忠孝观念，任继愈说，忠孝是中国人的信仰。不需要论证，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文化水平高低，都认同忠君孝亲。二是崇拜的对象上，由一家一姓的祖先，追溯、扩展，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始祖、共祖崇拜。三是张载提出的，乾坤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大父母。我们孝敬乾坤大父母，只能民胞物与。即将所有人看成我们的兄弟姐妹，加以关爱、照顾，将所有事物看成乾坤造化的产物，和我们血脉相连，休戚相关。这些，都可以说是祖先崇拜的历史发展。
黄帝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和共祖，成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经过几千年传承弘扬，更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团结华夏儿女的精神旗帜。
所以，辛亥革命，就高举起黄帝旗帜。如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即派遣15人代表团赴黄陵祭奠黄帝，并亲撰《黄帝赞》祭文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
▲孙中山祭黄帝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黄帝，根据古文献记载和现代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可以肯定地说三句话：
1
-THE FIRST-
中华民族史，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追溯到黄帝。
根据《国语•晋语四》记载，炎帝、黄帝是兄弟，为少典娶有蟜氏所生；黄帝姓姬，炎帝姓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以《黄帝纪》为首。他认为黄帝娶妻嫘祖、嫫母等，生了25个儿子，并有十几个姓氏。司马迁还将儒家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位圣王，都描述为黄帝的后裔，夏、商、周三代的部族，即夏人、商人、周人，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人等都描述为黄帝的后代。经过汉代、魏晋南北朝，黄帝更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祖先，成为华夏族和这些少数民族的共祖。
2
-THE SECOND-
随着黄帝崇拜的发展，黄帝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而且演变成为创造发展中华文明的象征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旗帜。
中华文明史，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就追溯到黄帝时代。
根据文献记载的传说，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了奠基性的伟大成就。在物质文明方面，开始驯养和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养蚕缫丝，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兵器。在制度文明上，生活上制作了冠冕、衣裳；政治上，举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开始设官治民；并设置左右两“大监”“监于万国”，这可以看成我国历史上设置行政区划的先声；《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给事物、社会各等级命名，让他们分别共享财产。在精神文明方面，发明了文字，制定出历法和甲子，美术、音乐、舞蹈都有大的发展。所以，黄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天子，是伟大政治家，而且黄帝时代，又是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为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有考古材料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在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黄帝时期（5000年前）仰韶文化中期（前6500年-4000年，比西安半坡遗址母系氏族社会遗址晚）的遗址，属于父系氏族社会。
仰韶文化中期文明特点是：产生了农业、制陶、纺织、冶铜等经济生产方式，出现了文字、历法、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社会组织从氏族、胞族、部落，发展到了部落联盟，出现了较大的中心聚落——早期城市，最大的淮南平粮台城堡，城内面积34，000平方米，城墙基部宽13米，顶部宽8-10米。城内有土坯墙分间住房，有陶窑、冶铜场，还有杀牲祭献的遗迹和小孩墓葬。西安市半坡遗址，在7000年前到6000年前之间，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也发现了6000年前到5500年前期间的文化遗址，两者地理相近，前后相续，可以说明黄帝时期关中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
这些地下实物材料说明，黄帝时期确实是中华民族从蒙昧、野蛮到文明时期的转折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造，有足够的生产力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进行较大规模战争，建立国家。
3
-THE THIRD-
这主要表现在历代黄帝祭祀上。黄陵祭祀是黄帝祭祀的一部分。本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哪里祭祀都是可以的；全中国人，全部炎黄子孙都祭祀黄帝，也是应该的。但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记载，“黄帝死，葬桥山”，就是今天陕西黄陵县桥山黄陵[①]。
关于黄帝祭祀，可以肯定地说，由朝廷在黄陵公祭黄帝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而祭祀黄帝的历史则长得多。历史上有几个第一，需要说一说。
第一，第一次祭祀黄帝，就是朝廷公祭，发生在黄帝死后，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由黄帝的大臣左彻“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竹书纪年》）。
第二，祭祀黄帝成为朝廷制度，在舜的时候，距今4000年前。《国语•鲁语上》载：“故有虞氏褅（音帝，祭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有虞氏就是舜及其后裔；祭祀黄帝是其祖先崇拜和制度。
第三，第一次参加或主持祭祀黄帝仪式的天子，是西周的周穆王，距今近3000年。《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②]，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以禋[阙]昆仑之丘。……因献食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阙]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宝。”
第四，最早建庙专门祭祀黄帝始于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距今2400多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古代祭祀帝王和天地的处所），祭黄帝”（《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第五，第一次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今黄陵主持进行黄陵公祭的，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距今在2000年之上。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均载，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这是皇家进行黄帝陵祭祀的最早记录。这就为后来在黄陵进行黄帝祭祀，即黄陵公祭，开了先例。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等都有有祭祀黄帝的记载。
第六、黄帝陵、庙的设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最早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距今1200多年[③]。朝廷设官管理黄帝陵、庙，遣官按时祭祀黄帝，成为制度。
由此可见，祭祀黄帝，以及由地方诸侯甚至由中央朝廷在黄陵公祭黄帝，都有悠久的历史、久远的传统。
汉武帝公祭黄帝，标志着黄帝崇拜的成熟，也标志着黄帝祭祀礼仪走向定型。黄帝崇拜的大发展和定型，主要在西汉时期。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战国时，分久必合，人心思统一，主张融合各家的黄老之学兴起，黄帝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尊崇。汉朝以孝治天下，祖先崇拜得到大发展，符合其基本国策；黄老之学在汉初占统治地位半个世纪，黄帝地位得到提升，是很自然的；按照“五德终始”说，汉朝应该是土德主事，色尚黄，则黄帝受到重视，符合“天命”规定，汉初五帝崇拜，其中之一就是黄帝崇拜；出现了假托黄帝的著名医药学著作《黄帝内经》。在国策上，为了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帝国，汉武帝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工作：一是独尊儒术，提倡经学；二是促进三纲五常礼教（其中忠君、孝亲是核心）的建设；三是实施敬“道”礼仪。自己亲自主持、参加公祭黄帝，也应该看成是他进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活动之一。
[①]《皇览》、《地理志》、《括地志》均载黄帝冢在上郡桥山。
[②]汉初陆贾《新语》：“黄帝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起宫室于其上。”
[③]宋李昉《黄帝庙碑序》载，大历中因陵置庙于城北桥山西麓。宋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移建于今址。
UED × 张茂泽
UED: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打造全球华人人文祭祖唯一目的地。您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解？您认为黄帝陵能成为全球华人人文祭祖唯一目的地，跟黄帝的历史渊源有着怎样的关联／必然性？
张茂泽：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两方面内容，国家高度和文化内容。第一、“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经由十三五确立，区别于一般的景点，具有国家高度、中华民族高度。第二、体现黄帝陵文化的内涵，体现整个地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具有一种久远性，五千多年前产生并一直持续不断的发展。第三、代表国家形象，不仅体现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自信，还要能走向世界，相当于传播中华文明的基地。规划的出台提升了黄帝陵的建设高度，以前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规划一出，就纳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的工程项目中。建设的起点、高度、立足点、政策等都不同以往。陕西省建立黄帝陵文化园区管委会，就是适应这个工作的组织安排。
之所以这里能成为“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目的地，一是有黄帝，二是有黄帝陵。黄帝被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后来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祖，并在五千多年前有了祭祀活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就在如今的黄帝陵祭祀黄帝，《史记》记载“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他是第一个在黄陵县祭黄帝的天子。于是后来人都在这里祭祀黄帝，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建设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继续传承传统。
UED: 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站在全球华人的角度，又如何协调景与城的关系？
张茂泽：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两方面内容，国家高度和文化内容。黄陵县因黄帝陵而得名，在1944年由中部县改名黄陵县。所以黄陵县是“景城”，景在我国以及世界具有唯一性，“中华第一陵”。城因景而立，景因城而显，景与城相辅相成。景区规划时，要将其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与城市规划相协调。现在我们提到建设森林城市、文化城市，黄帝陵文化园区建设，可以为我们提供城市建设的一种模式。
UED: 六位规划设计大师及其领衔的团队通过共同驻地，分别提出各自对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的方案，您如何看待此次大师工作营的模式？
张茂泽：创新。一、几个大师各自带队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具有竞争性，发挥每个设计团队的潜力。二、提供平台实地调研，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规划设计，通过不断的交流、研讨，吸收其他团队的优点，吸收集体智慧，建设国家文化公园。
UED: 您在讲座中谈到对黄帝、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理解，您认为什么样的设计能将黄帝陵打造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可否基于您对黄帝的了解、理解，为我们工作营的设计师们提一些建议？
张茂泽：作为精神标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民族始祖和共祖、人文初祖、华夏旗帜。看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如何体现。我希望看见两方面内容，第一、亲切性，给我们平台来祭祖、感恩、尽孝，像回家一样有亲切感，四海之内皆兄弟。第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神圣性，令人敬仰、流连忘返。
“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大师工作营”由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黄陵县人民政府和CBC建筑中心共同发起，邀请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六位规划大师及其领衔的团队作为核心设计团队，通过共同驻地，对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进行实地调研、研讨，分别提出未来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理念及方案。
六家设计团队分别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联合团队、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西安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 ·环境 · 设计》（UED）杂志社作为主办媒体，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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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规划专家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主办单位：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单位：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黄陵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CBC建筑中心
承办单位：陕文投集团黄帝陵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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